作為中國古代史學史上規模最大的編年體史著，《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自成書以來，一直為世人所推重。周必大稱其「考證異同，罕見其比」。葉適認為「《春秋》之後，才有此書」①。清人既稱讚其「淹貫詳贍，固讀史者考證之林」②，又嘆服其直書筆法，甚至將李燾奉為宋儒修史第一人。③這些論述對於體察李氏之史學思想和成就，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惜未深入展開論述。近今學者之研究，除集中探討李氏生平學術及《長編》之撰述經過、版本沿革、史料取材外，多從文獻學角度進行訂訛規過。④至於全書編纂學特色，尤其是在編年體史書發展沿革過程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在事實、褒貶、文采等方面的顯著特點，及與同時期《資治通鑒》、《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等同體裁史書之異同，尚缺乏全面考察。而這些問題，恰是本文所要著力探研之處。
一、慨然以史自任
在中國歷史上，時代劇變之際，王朝鼎革之時，往往是私家修史活躍的時期。靖康之禍，宋室南遷，對南宋史家創痛尤深，其憂患意識較之北宋史家更顯深沉、濃郁，史學「垂鑒」、「資治」之用，被最大程度地彰顯出來，極大地推動了當代史的纂修。一時間，李燾之《長編》、李心傳之《要錄》、徐夢莘之《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競相迭出，前後相繼，成為南宋歷史編纂學的一個顯著時代特點。其中，《長編》堪稱私修當代史的前驅之作。
李燾能以一己之力纂成北宋一代信史，上繼司馬光之《通鑒》，下啟私修當代史之先河，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深厚的家學淵源。李燾，字仁甫，一字子真，號巽岩，謚文簡，眉州丹棱(今屬四川)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生人，高宗紹興八年(1138)進士及第，任華陽主簿，在蜀為官凡二十載。孝宗乾道三年(1167)，應薦入京，授兵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不久外遷鄂、蜀、贛等地為官，後往來於京師與地方之間。孝宗淳熙十年(1183)，因修史有功，進敷文閣直學士、兼侍講、同修國史。翌年，病逝於臨安。當北宋之時，文網較松，官修實錄及國史在民間傳抄較廣，加之印刷業的高度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史料的流傳，藏書修史之風隨之而起，至南宋更蔚為大觀。李燾之家鄉四川眉州，即為當時雕版印刷之中心地區，文化氛圍尤其濃厚，其父李中為大觀三年(1109)進士，政和五年知仙井監，後累官至左朝奉散大夫，為政廉直，尤通習宋朝典故，「家藏書數萬卷」⑤。李燾自幼天資聰穎，深受家學熏陶，青年時期即博涉經傳，尤重史學，「如嗜飲食」⑥，「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⑦。又私淑司馬光、范祖禹之學行，素有經世之志。弱冠之年即著《兩漢鑒》。紹興五年(1135)，追念靖康之禍，作《反正議》十五篇，所論皆救時之大務。紹興十七年(1147)，丁憂還鄉，閉戶著書，以為「百官沿革，公卿除拜，皆事之最大者」⑧，乃仿司馬光《百官公卿表》成《續皇朝百官公卿表》，起自建隆，迄于靖康，凡142年。「《長編》之書，蓋始於此」⑨。其後，李燾相繼於孝宗隆興元年(1163)、孝宗乾道四年(1168)、孝宗淳熙元年(1174)、孝宗淳熙九年(1182)累次進呈史稿，凡980卷，又別為《事目》10卷，《舉要》68卷，《總目》5卷，共1063卷。前後「網羅收拾垂四十年」⑩。後人稱其「平生生死文字間」(11)，誠為知言。
此書之撰述宗旨主要有二：一是有感本朝「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分錯難信……家自為說」之修史缺陷，「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會於一」(12)；二是詳載熙寧以來之「大征伐」、「大廢置」等「關天下之利害者」(13)。前者體現出其力成一代信史之志，後者則是其歷史垂鑒思想和經世情懷的集中流露。而這兩點，均是李燾治史之主要旨趣所在，「以宋臣言宋事」，既能「繼南、董之筆」，直書其事，又能「援《春秋》之義」，(14)彰善癉惡，殊為難得。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李燾一生究心於史，與其對官方修史積弊的深刻洞察直接相關。孝宗年間，李燾於兼修國史任上諫言重修《徽宗實錄》曰：「祖宗實錄皆不但一修，此故事也。……神宗、哲宗兩朝(實錄)所以四修、再修，與太祖、太宗(實錄)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已，又輒以私意變亂是非。紹興初，不得不為辯白也。誣謗雖則辯白，而漏略固在，然猶愈於近所修《徽宗實錄》。……徽宗一朝大典，治忽所關最大，若不就今文字未盡淪落，尚可著意收拾，同力整頓，日復一日，必至是非混亂，忠義枉遭埋沒，奸諛反得恣睢，史官之罪大矣!」(15)內中飽含著對本朝某些身任史職者刻意隱晦、篡改史事之卑劣行徑的強烈不滿。這裡只要聯繫一下南宋初年的史館格局即可明白，所謂「以私意變亂是非」者，當系指秦檜等權貴之臣，李燾既惡其擅權誤國，又恨其淆亂國史，郁怏孤憤之際，「博覽群書，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16)，這一作法，也是南宋諸多有識史家治史情懷的真實寫照。
作為一部宋人所撰最為詳實的北宋史，《長編》成書後，一直為世人所重，後不幸散佚，今通行本乃清代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抄出，重為編次而成，計520卷，然已缺熙寧至紹聖年間部分史實及徽、欽宗二朝全部史事，殊為可惜。不過，李燾之編纂思想、著述體系、歷史見識等，依然清晰可見。以下主要從撰述體例、內容特色、歷史敘事三個方面，對全書之編纂學成就作具體論述。
二、言事相兼，人物突出
作為中國最古老的一種史書體裁，編年體至宋代已臻完備，前有《通鑒》一類的通史巨著橫空出世，後有《長編》、《要錄》、《會編》等斷代史著競相迭出，其在時間和內容上前後相繼，交相輝映，集中體現出史家對這一體裁的偏愛。誠如李燾所言：「事日月年之相系，在史家固良法也!」(17)其年經月緯，無有重複，善於儲存和排比歷史知識的優點，與兩宋史家志存一代信史之著史旨趣，尤為契合。
從編纂學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史家對編年體之運用已相當靈活自如，尤其注重吸收紀傳、紀事本末等體裁優點，以補編年體分散系事、難以展現歷史全景和人物全貌之缺失，成功做到了言事相兼，人物突出。而《長編》在記載時人言論、交代史事原委、刻畫人物風貌方面，尤為突出。
注重記載時人言論，以烘托和指陳歷史時勢，是當代史著述的顯著特點，也是明顯區別於通史著述之處。《漢書》與《史記》相比，其「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18)的撰述原則使其在載錄時人言論方面遠勝於後者。同樣，《長編》較之《通鑒》，亦以突顯時人言動見長。舉凡皇帝詔令、大臣建言、君臣對話，凡關係國運、切中時弊者，莫不詳著之，在鋪陳和烘托歷史背景和歷史時勢的同時，亦巧妙地將個人看法寄寓其中。對此撰述手法，下文會詳作論述。
在記事方面，《長編》往往於重要事目下附載其緣由經過、始末原委，這種「追敘」的手法，《左傳》首開先河，至宋代，更為史家所重。如仁宗天聖四年(1026)八月，詔修泰州捍海堰。對此事之經過，書中記曰：
先是，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監西溪鹽稅范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災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既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洶且至，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眾嘩言堰不可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而仲淹尋以憂去，猶為書抵綸，言復堰之利。綸表三請，願身自總役。乃命綸兼權知泰州，築堰自小海寨東南至耿庄，凡一百八十里，而於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逾年堰成，流逋歸者二千六百餘戶。(19)
作為仁宗乃至北宋一朝在治河防患方面的一個重要縮影，李燾以凝練的文筆，將此次修堰緣起、中途所遇阻力、最終通漕便民的結局，有條不紊地一一道來，尤其集中寫出了范仲淹、張綸等人面對雨雪並至、役夫散失等一系列困難挫折，以及反對者之重重刁難，始終不言放棄、堅守河堤的從容與堅毅，給人以極大的震撼力。
又如仁宗慶曆四年(1044)六月，范仲淹出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一事，書中亦詳載其始末原委：
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緻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
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20)
作為北宋前期之軍國大事，慶曆新政可謂全書記載之重點。李燾在集中交待出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新政者從不懼非議、堅持己見到最終不堪反對派之重重阻撓、謗議詆毀乃至中傷陷害，無奈之下自請外調之苦衷的同時，也將個人態度巧妙地熔鑄於行文之中，其中既飽含著對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之情懷的欣賞，也流露出對新政「規摹闊大」，於重壓之下終難施行的無奈。
這種強調首尾連貫的敘事手法，不僅為李燾所重，也是南宋時期其他史家所慣用的筆法。與李燾大約同時期的李心傳便明確提出「備其始末」(21)的撰述宗旨，稍晚的袁樞則以「區別其事而貫通之」(22)的原則改編《通鑒》，首創紀事本末體。凡此等等，均系晚唐以來「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23)的呼聲在史學實踐上的集中體現，也是兩宋歷史編纂學的一個重要時代特點。
在記人方面，李燾凡敘重要人物之事迹，慣以小傳形式仔細交代其生平經歷，從而凸顯出眾多賢臣良相之豐滿形象和歷史作用。如太宗至道二年(996)四月，朝廷派遣按察使至川、峽諸州考核地方吏治，「多不治者」，惟知遂州通判查道等七人「以稱職聞」。於此事目下，李燾備載查道之生平要事：
道事母至孝，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鑿冰脫巾下取之，得鱖尺許以饋焉。刺臂血，寫佛經。母病尋愈。及母卒，絕意名宦，游五台，將落髮為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乃從進士得官，為館陶尉。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它吏皆脫去，道獨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於是余民大驚，逋稅立辦。
時寇盜尚有伏岩谷依險為柵者，其酋何彥忠集二百餘眾，止西充之大木槽，彀弓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懼罪，欲延數刻命耳，其黨豈無詿誤耶?即微服單馬，從仆不持尺鐵，間關林壑間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向。道神色自若，據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24)
從篇幅和行文來看，此段文字不失為一篇精彩的人物傳記，與《宋史·查道傳》相比，亦毫不遜色。其中，侍奉老母、平定民亂二事均為《宋史》之重要史料來源。震驚寺僧、下鄉督稅二事可補《宋史》之闕。而且，敘事流暢生動，無論是負枷秉公，不避權貴，還是深入賊穴，嚴詞警勸，均娓娓道來，毫無拖沓冗贅之感，細緻刻畫出一位事母至孝、清苦建志、清廉耿介、足智果敢的宋初賢臣形象。
另如真宗景德元年(1004)六月，右僕射、平章事李沆病卒。對於這位宋初「聖相」，李燾亦以傳記形式載其生平行事，內不乏細緻入微的細節敘述。如真宗即位之初，參知政事王旦責其建言過細，煩擾上聽，李沆以「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之由斥之；及與西夏交兵，面對王旦「安得企見太平」之憂，李沆再以「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之論勵之；真宗問其治國用人之道，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答之。(25)凡此諸事，李燾均以樸實的史筆一一道出，集中凸顯出李沆心繫天下、奉公職守、不敢稍懈的直臣風範。
對於李沆立身處世之節行，李燾亦不惜筆墨予以敘述。真宗一朝，「密進封章」似成慣例，而李沆卻深恥之，答上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所啟，此非讒即佞，臣實嫉此事，豈復自為之耶?」(26)面對官場之中複雜繁瑣的人際交往，李沆往往退而避之，士人多有歸咎，家人苦心相勸，他始終不以為意，不為所動，慨然答曰：「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希寵獎，此又何足與語乎?苟勉強酬答，則世所謂籠罩之事，吾未能也。」(27)其坦蕩胸襟、磊落之風、高遠之志，盡顯無疑。
這種集中記載北宋忠臣良相生平行事的手法，在書中屢屢可見，既彰顯出李燾在「任賢用人」問題上的主要態度，也流露出其對南宋君主重用直臣賢士、遠離奸佞小人進而實現中興大業的深切寄望。司馬遷秉承父親遺命，於《史記》中集中寫出了「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28)；李燾亦不遜前賢，所撰《長編》起到了警醒世人的重要作用。
三、詳載「天下之大利害」
《長編》之史料價值，久為學界所公認。而作為一名懷有強烈憂患意識和經世情懷的史家，李燾在記載北宋歷史時，並非平均用力，平鋪直敘，而是有明顯的著力點，即如上文所言，重點關注諸如「大征伐」、「大廢置」等「關天下之大利害者」，這既是全書在內容上的顯著特色，也是最能體現李燾著史旨趣和歷史思想之處。
北宋立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危機重重，而最為突出的問題莫過於邊事、吏治、河患三事，而此三者均為李燾在書中重點關注和著力記載的內容。
其一，關於邊事。北宋一朝，始終面臨來自西夏、遼、金等邊境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強敵環伺之下，北宋君臣一直視邊患為首要大事，而眾臣圍繞「戰」與「和」所展開的爭論，亦從未歇止。由於《長編》中徽宗、欽宗兩朝卷帙已散佚，李燾對宋、金關係之記載及看法亦無由得知，然有關宋、夏及宋、遼關係之記載，卻得以完整保留下來。李燾不僅備載戰事經過及議和過程，而且尤其重視通過輯錄時人奏疏的方式，烘托和指陳歷史時勢，寄寓個人的歷史思想。如仁宗慶曆四年五月，宋、夏雙方議和之際，書載韓琦、范仲淹於崇政殿奏對元昊請和事：
今元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害。……元昊外倚北敵，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元昊未叛時，受朝廷恩信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畜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29)
此次奏論不僅有力地烘托出議和關鍵時刻的緊張形勢，而且集中體現出以韓、范等人為代表的慶曆革新派在宋、夏關係問題上的重要見解，奏對中對西夏佯為請和，實圖休息之策的指陳，可謂切中肯綮，「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一句，尤能凸顯出有識之士對此次戰爭失利的深刻總結，而他們所提出的「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之策，以及「密為經略、再議兵屯、專於選將、急於教戰、訓練義勇、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項舉措，是思慮周密的兩全之計，李燾不惜筆墨，予以詳載，體現出他對這一邊事策略的高度重視與認可。
另如真宗景德元年之宋、遼交戰，也是全書在記述邊事問題上的重要篇章。李燾除全面交代戰事經過及雙方勝負外，對於關乎戰局態勢走向的關鍵戰役、關鍵人物，更是以詳實的篇幅予以凸顯，顯示出深邃的歷史眼光。
景德元年十一月，臨清失陷，澶州三面被圍，形勢岌岌可危，宋軍意外擊殺遼軍主將蕭撻覽，不僅力挫遼軍銳氣，亦使蕭太后進一步堅定了議和之心。對於這場扭轉戰爭局勢、促成宋遼合議的關鍵戰役，書中記曰：「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眾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御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瑰守床子弩，弩潛發，撻覽中額隕，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撻覽死。敵大挫衄，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30)篇幅雖短，卻將戰勢的陡然扭轉，宋軍的頑強抗敵，遼軍突失主帥後的驚慌失措，如實而生動地展現出來，堪稱全書在敘述戰爭場面上頗為精彩的一例。
對於澶淵之盟的歷史影響和寇準的歷史地位問題，李燾頗為關注，在詳細記載盟約達成過程及寇準言行的同時，又於注文中相繼附載陳瑩中、范仲淹等人的看法，指出：「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寇萊公豈為孤注之計哉!……寇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侮，亦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寇萊公澶州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31)在集中肯定寇準為國遠慮之忠義氣節的同時，亦飽含著對靖康亡國之痛及北宋「守內虛外」之策的深沉省思。
從宋、夏合議到澶淵之盟，從慶曆之侮到靖康之禍，對於困擾北宋的邊患問題，李燾備極關注，而他在處理邊疆民族關係上的態度，從書中所收錄的眾多時人奏言中可見一斑，尤其是仁宗慶曆四年八月，他引范仲淹語曰：「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退移兵馬，減省糧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如欲與敵人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32)綜觀全書，李燾對范仲淹之立身行事頗為欣賞，范氏這段評論宋、夏關係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李燾民族思想的集中體現，概而言之，就是既要重視邊防，不盲目妥協，又不濫施兵革，不勞民以煩。而這一看法與司馬遷所推崇「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33)的策略，杜佑所倡導「來則御之，去則備之」(34)的方針，前後相承，代表了古代進步史家在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上的冷靜思考和理性認識。
其二，關於吏治。唐代韓琬有言：「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35)吏治問題是關乎王朝盛衰的大事。北宋官僚隊伍極為龐大，庸濫之官充斥其中，如同蠹蟲一樣腐蝕國家肌體，雖然有識之士積極諫言救弊，慶曆新政、熙寧變法亦均將整飭吏治、裁撤冗員視為頭等大事，然積重難返，終未解決。對此，李燾極為關注，不僅詳載各時期官吏之遷升黜置情況，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節錄大臣奏論，相繼表達出他對整頓吏治之重要性、具體措施及失敗原因的看法。
在他看來，北宋積貧積弱，「公私困急」局面的形成，與「官吏冗濫」問題直接相關。(36)而「選舉之路未精，補蔭之門太廣，恩倖之路未塞，因緣之弊未除」(37)則是造成這一嚴重問題的具體原因所在。仁宗至和二年(1055)九月，其引歐陽修奏論曰：
唐制明經、進士及第，每歲不得過五十人，今三四年間，放四五百人。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者又四五百人。……荒唐淺陋被恩命者，不可勝數。諸科雖專記誦，責其義理，一所不知。加之生長田畝，不習政術，臨民治眾，能曉事者十無一二，歲亦放五百餘人。……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矜，不通古今。今文武官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監、刺史、合門使以上，歲任一子；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三歲得任一子。文武兩班可任子者，比之祖宗朝，多逾數倍。遂使綺紈子弟，充塞仕途，遭逢子孫，皆在仕宦，稚兒外姻，並沾簪笏之榮。(38)
這深刻道出了北宋前期在選拔官吏方面存在的嚴重積弊：在人員上既無明確限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39)，導致各機構嚴重超編；又不加嚴格考核，大開補蔭之門，肆啟恩幸之風，致使「不通義理」、「不習政術」者及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充塞仕途，結果「官愈多而吏愈眾，祿愈廣而事愈煩」(40)，人數愈加冗濫，效率每況愈下。
針對這一情況，他極力強調「省官節用」之重要性和迫切性。仁宗慶曆三年(1043)九月，歐陽修建言裁撤冗官，提出「民之科率十分減九」、「吏員清簡，差遣流通」、「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不過期月，民受其賜」(41)等多條去除冗官之利，對此，李燾詳為輯錄，表現出對這一建議的肯定。至於具體辦法，主要有三：一是加大考核力度，仿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考課使之舊例及祖宗朝考課院之制，強化按察使之職，「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並行澄汰」，從而達到「其惡者黜，其善者升，中才之人盡使警勵」之目的。(42)二是嚴格控制官吏人數，「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杜絕「人溢於事」現象的發生。(43)三是強調宰相既肩負薦選人才之要責，當盡心職守，無所容阿。其盡職與否，直接關乎吏治風氣的好壞：「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44)所論皆針砭時弊，切中肯綮。
至於吏治改革緣何難以見效，北宋諫官多有論述，而李燾尤重歐陽修之看法：「入仕之門雜，補進之路多，士大夫皆以為患，而言者不為少，事未宣行而物論交興者，何也?蓋僥倖厚者未嘗裁損，恩澤薄者先議減除。……大凡立法自貴者始，則人無怨心。請先自嬪御、宗室及兩府大臣，以至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及內臣之家，一切裁減之，十年當見成效。尚循舊貫，不圖改為，而慾望起治道、清仕途，不可得已。」(45)宗室貴族、權貴大臣不為表率，整個吏治改革自然難以收到實效。李燾借歐陽修之言道出對北宋吏治改革無功而返之癥結所在的同時，亦飽含著對南宋吏治問題的憂思。
其三，關於河患。治河素來是關乎古代王朝國計民生的大事，北宋時期，黃河先後四次遷徙改道，河決河溢情況屢有發生，進一步加劇了北宋積貧積弱的社會形勢，時人即有「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46)之嘆。北宋治河之爭從未歇止，且與激烈的黨爭相終始。對此國患，李燾同樣予以密切關注，在如實記載各朝河患情況的同時，亦詳為輯錄大臣有關治河之論，表現出深沉的憂患意識。
北宋河患的加劇，除長期以來因河沙淤積而引發決口等自然原因外，亦與北宋君臣無視自然規律、強行「回河」等人為因素直接相關，而後者恰是李燾重點關注和探討的問題。與前代相比，北宋黃河下游已普遍升高，河水改道北流已成必然之勢。仁宗景佑元年(1034)橫隴河的出現，慶曆八年(1048)澶州商胡埽決口，均是明顯例證。嘉祐五年(1060)，更是出現前所未見的東流與北流並存的二股河。面對此種情形，不少大臣不僅視若無睹，而且出於保證汴河漕運和抵禦契丹的考慮，提出堵塞北流、強行東流的「回河」之策，結果事與願違，河患愈加泛濫。如嘉祐元年(1056)四月，李仲昌等強行堵塞商胡北流，導水入六塔河，導致「隘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47)。對於此類人為原因所釀慘劇，李燾不僅於書中有集中記載，而且巧妙地藉助時人奏論表現出個人見解。
如仁宗至和二年九月，他引歐陽修語曰：「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漸壅，乃決上流之低下處，此其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48)哲宗元祐四年(1089)正月，他又引范百祿、趙君錫等人奏論曰：「治水之道無他，惟在順其就下之性而已。……高高下下，乃天地之性，若高者強之使下，下者強之使高，則是逆天地之性。逆天地之性，則必害天地之生民，蠹天下之生物。自古以來，未有如此而能成功立事、興利除害者也。」(49)值得注意的是，真宗以後，河爭之論，不絕於朝，「回河」一派甚至一度佔據主動，得到皇帝支持，然李燾對各種強調回復京東故道之利的長篇大論晦而從略，對於歐陽修、范百祿、蘇轍等反對派的建言卻詳為載錄，其態度已顯而易見，概而言之，就是尊重自然規律，順水之性，引水就下，因勢利導，以生靈為念。為此，他極力反對動輒大興苦役、開河鑿渠之舉，認為不僅於事無補，且「困國勞人」(50)，有「財困力敝」(51)之憂。惟有「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以無決溢散漫之虞」(52)。這一認識，即便現在看來，猶不過時。
除上述所論三個方面外，李燾對北宋財政、練兵、民怨、修史諸問題亦有集中記載，他一生究心史學，並不僅僅滿足於纂成一代信史，而更冀望梳理出一代興衰治亂之跡，為當世取鑒，而這也是全書之重要思想價值所在。
四、歷史敘事特色
中國古代史學素有重視歷史敘事手法，講求文採的傳統。《左傳》以善寫戰爭、外交場面，注重刻畫人物風貌，烘托歷史場景著稱，「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53)，是為簡潔含蓄之美。司馬遷著《史記》，於先秦史事不僅以《左傳》為主要史料來源，在文風上亦吸收左氏敘事特點而有所發展，筆勢縱放而收放自如，文直事核而頗具奇氣，被譽為「史家之絕唱」，是為靈動之美。此後，班固之《漢書》、陳壽之《三國志》、范曄之《後漢書》、沈約之《宋書》等，均不乏文采生動的精彩篇章。及至唐宋時期，隨著著史體例和方法的漸趨成熟，史家愈加重視歷史敘事之重要性，將其視作關乎史書能否傳信久遠的關鍵因素之一，從而在理論方面得出了不少重要認識。劉知幾首次將歷史敘事作為史書審美的關鍵一環提了出來，認為：「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54)宋人吳縝亦將文采與事實、褒貶一同視作「為史之要」，強調「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55)。以兩宋史學而言，司馬光之《資治通鑒》可謂這一時期以文采見長的上乘佳作，而《長編》作為踵繼《通鑒》之作，在歷史敘事方面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書中無論是對重要史事的敘述，還是對重大歷史場景的烘托，還是對歷史人物形貌和心態的刻畫，均能娓娓道來，顯得從容、緊湊，耐人尋味。
如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五月「吳越納土」事，作為北宋初年的軍政大事，也是宋太宗剪滅各地割據政權、鞏固中央集權的一個縮影，李燾用凝練的文筆，生動地道出了整個事件的始末：
初，吳越王俶將入朝，盡輦其府實而行，分為五十進，犀象、錦綵、金銀、珠貝、茶緜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鉅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上留俶不遣。凡三十餘進，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乃籍其國兵甲獻之。是日，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寢書詔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為，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獨與仁冀決策，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俶退朝，將吏僚屬始知之，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一萬五千三十六。(56)
此段文字雖短，卻甚為精彩，在詳細刻畫各個歷史人物神色、心境的同時，自然地烘托出北宋國威顯赫、各地割據政權紛紛納土稱臣的歷史形勢。吳越王錢俶謹小慎微、曲意迎逢、心急如焚，盧多遜深謀足智，宋太宗堅定自若，崔仁冀臨危不亂，均表現得細緻而傳神，尤其是文末對北宋和吳越君臣之截然不同心境的強烈比照，尤具渲染力。
另如真宗景德元年宋遼交戰事，對於澶淵之盟促成之經過，尤其是宋真宗於兩軍酣戰之際在親征前線一事上左右搖擺、遲疑不定之心緒的描述，可謂細緻入微。起初，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知政事王欽若、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以遼軍深入為由相阻撓，分別奏上請幸江陵、成都，宋真宗猶豫難決，問寇準。時王、陳二人在旁，寇準佯為不知，怒斥籌劃合議之策者當斬，力勸宋真宗車駕親征，勿可「委棄宗社，遠之楚、蜀」，「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准。」(57)十一月，遼軍深入南下，逼近澶州，眾臣復提暫幸金陵之議，行宮內人亦勸上速還京師，「上意稍惑」。寇準力排眾議，堅稱：「惟可進尺，不可退寸」，「上意未決」(58)。寇準復聯合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再次入對，共陳形勢之危急，侍御在側的王應昌亦相附和，宋真宗始決意北上。對於宋真宗的「回心轉意」，書中記載尤為詳實、生動：
准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門屏間，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效死。准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敵不難破。准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趨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勢益張。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寇當自退矣。上意遂決。(59)
及至澶州南城，宋真宗「以驛舍為行宮，將止焉」。寇準、高瓊相繼「固請幸北城」，「麾衛士進輦」。「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撾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旂，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敵相視益怖駭。」這幾段記載可以說是全書中頗為精彩的細節描寫，從「上乃止」，到「上意稍惑」，到「上意遂決」，到「將止焉」，到「駐車未進」，再到「乃命進輦」，十分細緻地展現出宋真宗在親征一事上複雜的心理鬥爭，進而映襯出他優柔寡斷、怯懦多疑的性格特點，而其他人物之形貌、節行，如寇準之沉著冷靜、深謀遠慮，高瓊之勇武剛毅、忠貞果敢，王、陳二人之膽小怕事、一味求和，亦一一凸顯，形成了頗為鮮明的對照。宋遼議和之際緊張而敏感的歷史形勢，戰、和兩方博弈對較的歷史場景，亦隨之清晰而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再如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親征北漢，結束五代十國分裂局面一事，書中亦以洗鍊的史筆交待攻討太原這一關鍵戰事的主要經過：「夜漏未盡，上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荊嗣率眾先登，手刃數賊，足貫雙箭，手中礮，碎齒二，上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銀帶。……上每躬擐甲胄，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諸軍聞之，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乘輿前，蹲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麾眾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峰以病卧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論之，北漢主乃降。」(60)此段文字堪稱全書在敘述戰爭場景又一出彩之處，宋太宗鎮定自若、指揮有素，北宋將士奮勇爭先、捨身忘死，雙方攻守激戰，北漢亡國情狀，均有條不紊地展現出來，讀來有身臨其境之感。
上述所舉數例，乃全書歷史敘事特點的幾個縮影，集中展現出李燾在這方面的匠心。重視文字表述，強調歷史敘事之美，不僅是李燾，也是兩宋史家共同的史學旨趣，他們的著作不約而同地呈現出一種似能再現歷史般的真實感和厚重感。楊萬里稱讀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61)梁啟超稱讚司馬光文筆「飛動」，所撰《通鑒》「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動，便字字都活躍紙上……百讀不厭」(62)。可謂集中道出了宋代史家在歷史敘事上的突出成就，而這些評價，若放置李燾身上，也是不為過的。
綜上可以看出，《長編》確為一部匠心獨運的史學巨著，在中國古代編年體撰述的沿革過程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對此，比李燾年代稍晚的南宋理學家葉適將其視為在撰述思想上最能師法孔子、踵繼《春秋》之作，理由是：
自史法壞，譜牒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鑒》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跡，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鑒》為然爾。(63)
葉適此論，不免有揚燾抑光之疑，但對體察《長編》之編纂特色和歷史地位不無啟發。與《通鑒》相比，其乘時記載當代史事，寓論於史，褒貶自現，確實更近於《春秋》。而且李燾嘗言：「某既不自料，故追光作，將以昭明祖宗之盛德大業，使眾說咸會於一，不敢鑿空架虛，螢惑視聽，固當事事謹其月日，如古《春秋》，乃可傳信。」(64)明言以繼《春秋》為己任。以此來看，《長編》當可視為在著述旨趣上遠紹《春秋》、在內容與方法上近承《通鑒》之作。而且，就編纂體例而言，其記言勝於《通鑒》，記人則較《要錄》更為突出，稱其為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內容最為詳實、體例最為靈活的私修編年體史著，是恰如其分的。而李燾不直言《續通鑒》，但謂《長編》，確有謙抑之意。
注釋：
①(宋)葉適：《水心文集》卷12《巽岩集序》，中華書局，1961年，第210頁。
②(清)紀昀、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47《史部·編年類·續資治通鑒長編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第424頁。
③(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45《書李氏〈續通鑒長編〉後》，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
④有關論著主要有方壯猷：《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年譜》，《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劉復生：《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的編纂》，《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3期；顧吉辰、俞如云：《〈續資治通鑒長編〉版本沿革及其史料價值》，《西北師院學報》1983年第3期；張孟倫：《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略》，中華書局，1985年；蔡崇榜：《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史學研究淺見》，《史學史研究》1986年第2期；徐規：《〈續資治通鑒長編〉評介》，見《中國史學名著評介》第2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燕永成：《今七朝本〈續資治通鑒長編〉探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5期等。
⑤(宋)周必大：《文忠集》卷66《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神道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⑥(宋)樓錀：《攻媿集》卷94《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
⑦(宋)李燾：《進〈長編〉奏狀》，(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⑧(宋)李燾：《百官公卿表》序，(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02《經籍考二十九》。
⑨(宋)周必大：《文忠集》卷66《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神道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⑩(宋)李燾：《進〈長編〉奏狀(淳熙九年)》，(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1)(元)脫脫等：《宋史》卷388《李燾傳》。
(12)(宋)李燾：《進〈長編〉奏狀(隆興元年)》，(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3)(宋)李燾：《進〈長編〉奏狀(淳熙元年)》，(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4)(清)孫原湘：《天真閣集》卷43《李氏〈續通鑒長編〉跋》，《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5)《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九《請求重行刊修徽宗實錄札子》，中華書局，1957年。
(16)(元)脫脫等：《宋史》卷388《李燾傳》。
(17)(宋)李燾：《漢紀》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8)《漢書》卷49《晁錯傳》。
(1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4，中華書局，2004年，第2419頁。
(2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50，中華書局，2004年，第3637頁。
(21)(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中華書局，1956年。
(22)(元)脫脫等：《宋史》卷389《袁樞傳》。
(23)(唐)黃埔湜：《編年紀傳論》，(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742，中華書局，1966年。
(2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9，中華書局，2004年，第831～832頁。
(25)(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6，中華書局，2004年，第1243頁。
(2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6，中華書局，2004年，第1243頁。
(2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6，中華書局，2004年，第1244頁。
(28)《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2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9，中華書局，2004年，第3597～3598頁。
(3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86～1287頁。
(3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98～1299頁。
(3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51，中華書局，2004年，第3692頁。
(33)《史記》卷25《律書第三》。
(34)(唐)杜佑：《通典》卷185《〈邊防〉序》，中華書局，1988年，第4980頁。
(35)(唐)杜佑：《通典》卷40《職官二十二》，中華書局，1988年，第1106～1107頁。
(3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中華書局，2004年，第3464頁。
(3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5頁。
(3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5頁。
(3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15，中華書局，2004年，第10082頁。
(4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15，中華書局，2004年，第10082頁。
(4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中華書局，2004年，第3465～3466頁。
(4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中華書局，2004年，第3464頁。
(4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44，中華書局，2004年，第10697～10698頁。
(4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63，中華書局，2004年，第3937頁。
(45)(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6頁。
(46)(元)脫脫等：《宋史》卷93《河渠志·黃河下》。
(4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2，中華書局，2004年，第4400頁。
(4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1～4372頁。
(4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21，中華書局，2004年，第10196～10197頁。
(5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3頁。
(5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21，中華書局，2004年，第10196頁。
(5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4頁。
(53)(唐)劉知幾：《史通》卷6《敘事》，(清)浦起龍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54)(唐)劉知幾：《史通》卷6《敘事》，(清)浦起龍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55)(宋)吳縝：《〈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
(5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9，中華書局，2004年，第427頁。
(5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7，中華書局，2004年，第1267頁。
(5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84～1285頁。
(5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85頁。
(6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中華書局，2004年，第449～451頁。
(61)(宋)楊萬里：《〈通鑒紀事本末〉序》，(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55年。
(6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見《飲冰室合集》第12冊，中華書局，1989年，第27頁。
(63)(宋)葉適：《水心文集》卷12《巽岩集序》，中華書局，1961年，第210頁。
(64)(宋)李燾：《〈百官公卿表〉序》，(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02《經籍考二十九》。
原載：《中國高校社會科學》
陳其泰 屈寧：論李燾的歷史編纂學成就——以《續資治通鑒長編》為中心
作為中國古代史學史上規模最大的編年體史著，《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自成書以來，一直為世人所推重。周必大稱其「考證異同，罕見其比」。葉適認為「《春秋》之後，才有此書」①。清人既稱讚其「淹貫詳贍，固讀史者考證之林」②，又嘆服其直書筆法，甚至將李燾奉為宋儒修史第一人。③這些論述對於體察李氏之史學思想和成就，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惜未深入展開論述。近今學者之研究，除集中探討李氏生平學術及《長編》之撰述經過、版本沿革、史料取材外，多從文獻學角度進行訂訛規過。④至於全書編纂學特色，尤其是在編年體史書發展沿革過程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在事實、褒貶、文采等方面的顯著特點，及與同時期《資治通鑒》、《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等同體裁史書之異同，尚缺乏全面考察。而這些問題，恰是本文所要著力探研之處。
一、慨然以史自任
在中國歷史上，時代劇變之際，王朝鼎革之時，往往是私家修史活躍的時期。靖康之禍，宋室南遷，對南宋史家創痛尤深，其憂患意識較之北宋史家更顯深沉、濃郁，史學「垂鑒」、「資治」之用，被最大程度地彰顯出來，極大地推動了當代史的纂修。一時間，李燾之《長編》、李心傳之《要錄》、徐夢莘之《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競相迭出，前後相繼，成為南宋歷史編纂學的一個顯著時代特點。其中，《長編》堪稱私修當代史的前驅之作。
李燾能以一己之力纂成北宋一代信史，上繼司馬光之《通鑒》，下啟私修當代史之先河，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深厚的家學淵源。李燾，字仁甫，一字子真，號巽岩，謚文簡，眉州丹棱(今屬四川)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生人，高宗紹興八年(1138)進士及第，任華陽主簿，在蜀為官凡二十載。孝宗乾道三年(1167)，應薦入京，授兵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不久外遷鄂、蜀、贛等地為官，後往來於京師與地方之間。孝宗淳熙十年(1183)，因修史有功，進敷文閣直學士、兼侍講、同修國史。翌年，病逝於臨安。當北宋之時，文網較松，官修實錄及國史在民間傳抄較廣，加之印刷業的高度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史料的流傳，藏書修史之風隨之而起，至南宋更蔚為大觀。李燾之家鄉四川眉州，即為當時雕版印刷之中心地區，文化氛圍尤其濃厚，其父李中為大觀三年(1109)進士，政和五年知仙井監，後累官至左朝奉散大夫，為政廉直，尤通習宋朝典故，「家藏書數萬卷」⑤。李燾自幼天資聰穎，深受家學熏陶，青年時期即博涉經傳，尤重史學，「如嗜飲食」⑥，「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⑦。又私淑司馬光、范祖禹之學行，素有經世之志。弱冠之年即著《兩漢鑒》。紹興五年(1135)，追念靖康之禍，作《反正議》十五篇，所論皆救時之大務。紹興十七年(1147)，丁憂還鄉，閉戶著書，以為「百官沿革，公卿除拜，皆事之最大者」⑧，乃仿司馬光《百官公卿表》成《續皇朝百官公卿表》，起自建隆，迄于靖康，凡142年。「《長編》之書，蓋始於此」⑨。其後，李燾相繼於孝宗隆興元年(1163)、孝宗乾道四年(1168)、孝宗淳熙元年(1174)、孝宗淳熙九年(1182)累次進呈史稿，凡980卷，又別為《事目》10卷，《舉要》68卷，《總目》5卷，共1063卷。前後「網羅收拾垂四十年」⑩。後人稱其「平生生死文字間」(11)，誠為知言。
此書之撰述宗旨主要有二：一是有感本朝「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分錯難信……家自為說」之修史缺陷，「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會於一」(12)；二是詳載熙寧以來之「大征伐」、「大廢置」等「關天下之利害者」(13)。前者體現出其力成一代信史之志，後者則是其歷史垂鑒思想和經世情懷的集中流露。而這兩點，均是李燾治史之主要旨趣所在，「以宋臣言宋事」，既能「繼南、董之筆」，直書其事，又能「援《春秋》之義」，(14)彰善癉惡，殊為難得。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李燾一生究心於史，與其對官方修史積弊的深刻洞察直接相關。孝宗年間，李燾於兼修國史任上諫言重修《徽宗實錄》曰：「祖宗實錄皆不但一修，此故事也。……神宗、哲宗兩朝(實錄)所以四修、再修，與太祖、太宗(實錄)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已，又輒以私意變亂是非。紹興初，不得不為辯白也。誣謗雖則辯白，而漏略固在，然猶愈於近所修《徽宗實錄》。……徽宗一朝大典，治忽所關最大，若不就今文字未盡淪落，尚可著意收拾，同力整頓，日復一日，必至是非混亂，忠義枉遭埋沒，奸諛反得恣睢，史官之罪大矣!」(15)內中飽含著對本朝某些身任史職者刻意隱晦、篡改史事之卑劣行徑的強烈不滿。這裡只要聯繫一下南宋初年的史館格局即可明白，所謂「以私意變亂是非」者，當系指秦檜等權貴之臣，李燾既惡其擅權誤國，又恨其淆亂國史，郁怏孤憤之際，「博覽群書，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16)，這一作法，也是南宋諸多有識史家治史情懷的真實寫照。
作為一部宋人所撰最為詳實的北宋史，《長編》成書後，一直為世人所重，後不幸散佚，今通行本乃清代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抄出，重為編次而成，計520卷，然已缺熙寧至紹聖年間部分史實及徽、欽宗二朝全部史事，殊為可惜。不過，李燾之編纂思想、著述體系、歷史見識等，依然清晰可見。以下主要從撰述體例、內容特色、歷史敘事三個方面，對全書之編纂學成就作具體論述。
二、言事相兼，人物突出
作為中國最古老的一種史書體裁，編年體至宋代已臻完備，前有《通鑒》一類的通史巨著橫空出世，後有《長編》、《要錄》、《會編》等斷代史著競相迭出，其在時間和內容上前後相繼，交相輝映，集中體現出史家對這一體裁的偏愛。誠如李燾所言：「事日月年之相系，在史家固良法也!」(17)其年經月緯，無有重複，善於儲存和排比歷史知識的優點，與兩宋史家志存一代信史之著史旨趣，尤為契合。
從編纂學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史家對編年體之運用已相當靈活自如，尤其注重吸收紀傳、紀事本末等體裁優點，以補編年體分散系事、難以展現歷史全景和人物全貌之缺失，成功做到了言事相兼，人物突出。而《長編》在記載時人言論、交代史事原委、刻畫人物風貌方面，尤為突出。
注重記載時人言論，以烘托和指陳歷史時勢，是當代史著述的顯著特點，也是明顯區別於通史著述之處。《漢書》與《史記》相比，其「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18)的撰述原則使其在載錄時人言論方面遠勝於後者。同樣，《長編》較之《通鑒》，亦以突顯時人言動見長。舉凡皇帝詔令、大臣建言、君臣對話，凡關係國運、切中時弊者，莫不詳著之，在鋪陳和烘托歷史背景和歷史時勢的同時，亦巧妙地將個人看法寄寓其中。對此撰述手法，下文會詳作論述。
在記事方面，《長編》往往於重要事目下附載其緣由經過、始末原委，這種「追敘」的手法，《左傳》首開先河，至宋代，更為史家所重。如仁宗天聖四年(1026)八月，詔修泰州捍海堰。對此事之經過，書中記曰：
先是，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監西溪鹽稅范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災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既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洶且至，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眾嘩言堰不可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而仲淹尋以憂去，猶為書抵綸，言復堰之利。綸表三請，願身自總役。乃命綸兼權知泰州，築堰自小海寨東南至耿庄，凡一百八十里，而於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逾年堰成，流逋歸者二千六百餘戶。(19)
作為仁宗乃至北宋一朝在治河防患方面的一個重要縮影，李燾以凝練的文筆，將此次修堰緣起、中途所遇阻力、最終通漕便民的結局，有條不紊地一一道來，尤其集中寫出了范仲淹、張綸等人面對雨雪並至、役夫散失等一系列困難挫折，以及反對者之重重刁難，始終不言放棄、堅守河堤的從容與堅毅，給人以極大的震撼力。
又如仁宗慶曆四年(1044)六月，范仲淹出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一事，書中亦詳載其始末原委：
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緻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
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20)
作為北宋前期之軍國大事，慶曆新政可謂全書記載之重點。李燾在集中交待出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新政者從不懼非議、堅持己見到最終不堪反對派之重重阻撓、謗議詆毀乃至中傷陷害，無奈之下自請外調之苦衷的同時，也將個人態度巧妙地熔鑄於行文之中，其中既飽含著對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之情懷的欣賞，也流露出對新政「規摹闊大」，於重壓之下終難施行的無奈。
這種強調首尾連貫的敘事手法，不僅為李燾所重，也是南宋時期其他史家所慣用的筆法。與李燾大約同時期的李心傳便明確提出「備其始末」(21)的撰述宗旨，稍晚的袁樞則以「區別其事而貫通之」(22)的原則改編《通鑒》，首創紀事本末體。凡此等等，均系晚唐以來「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23)的呼聲在史學實踐上的集中體現，也是兩宋歷史編纂學的一個重要時代特點。
在記人方面，李燾凡敘重要人物之事迹，慣以小傳形式仔細交代其生平經歷，從而凸顯出眾多賢臣良相之豐滿形象和歷史作用。如太宗至道二年(996)四月，朝廷派遣按察使至川、峽諸州考核地方吏治，「多不治者」，惟知遂州通判查道等七人「以稱職聞」。於此事目下，李燾備載查道之生平要事：
道事母至孝，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鑿冰脫巾下取之，得鱖尺許以饋焉。刺臂血，寫佛經。母病尋愈。及母卒，絕意名宦，游五台，將落髮為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乃從進士得官，為館陶尉。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它吏皆脫去，道獨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於是余民大驚，逋稅立辦。
時寇盜尚有伏岩谷依險為柵者，其酋何彥忠集二百餘眾，止西充之大木槽，彀弓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懼罪，欲延數刻命耳，其黨豈無詿誤耶?即微服單馬，從仆不持尺鐵，間關林壑間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向。道神色自若，據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24)
從篇幅和行文來看，此段文字不失為一篇精彩的人物傳記，與《宋史·查道傳》相比，亦毫不遜色。其中，侍奉老母、平定民亂二事均為《宋史》之重要史料來源。震驚寺僧、下鄉督稅二事可補《宋史》之闕。而且，敘事流暢生動，無論是負枷秉公，不避權貴，還是深入賊穴，嚴詞警勸，均娓娓道來，毫無拖沓冗贅之感，細緻刻畫出一位事母至孝、清苦建志、清廉耿介、足智果敢的宋初賢臣形象。
另如真宗景德元年(1004)六月，右僕射、平章事李沆病卒。對於這位宋初「聖相」，李燾亦以傳記形式載其生平行事，內不乏細緻入微的細節敘述。如真宗即位之初，參知政事王旦責其建言過細，煩擾上聽，李沆以「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之由斥之；及與西夏交兵，面對王旦「安得企見太平」之憂，李沆再以「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之論勵之；真宗問其治國用人之道，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答之。(25)凡此諸事，李燾均以樸實的史筆一一道出，集中凸顯出李沆心繫天下、奉公職守、不敢稍懈的直臣風範。
對於李沆立身處世之節行，李燾亦不惜筆墨予以敘述。真宗一朝，「密進封章」似成慣例，而李沆卻深恥之，答上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所啟，此非讒即佞，臣實嫉此事，豈復自為之耶?」(26)面對官場之中複雜繁瑣的人際交往，李沆往往退而避之，士人多有歸咎，家人苦心相勸，他始終不以為意，不為所動，慨然答曰：「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希寵獎，此又何足與語乎?苟勉強酬答，則世所謂籠罩之事，吾未能也。」(27)其坦蕩胸襟、磊落之風、高遠之志，盡顯無疑。
這種集中記載北宋忠臣良相生平行事的手法，在書中屢屢可見，既彰顯出李燾在「任賢用人」問題上的主要態度，也流露出其對南宋君主重用直臣賢士、遠離奸佞小人進而實現中興大業的深切寄望。司馬遷秉承父親遺命，於《史記》中集中寫出了「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28)；李燾亦不遜前賢，所撰《長編》起到了警醒世人的重要作用。
三、詳載「天下之大利害」
《長編》之史料價值，久為學界所公認。而作為一名懷有強烈憂患意識和經世情懷的史家，李燾在記載北宋歷史時，並非平均用力，平鋪直敘，而是有明顯的著力點，即如上文所言，重點關注諸如「大征伐」、「大廢置」等「關天下之大利害者」，這既是全書在內容上的顯著特色，也是最能體現李燾著史旨趣和歷史思想之處。
北宋立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危機重重，而最為突出的問題莫過於邊事、吏治、河患三事，而此三者均為李燾在書中重點關注和著力記載的內容。
其一，關於邊事。北宋一朝，始終面臨來自西夏、遼、金等邊境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強敵環伺之下，北宋君臣一直視邊患為首要大事，而眾臣圍繞「戰」與「和」所展開的爭論，亦從未歇止。由於《長編》中徽宗、欽宗兩朝卷帙已散佚，李燾對宋、金關係之記載及看法亦無由得知，然有關宋、夏及宋、遼關係之記載，卻得以完整保留下來。李燾不僅備載戰事經過及議和過程，而且尤其重視通過輯錄時人奏疏的方式，烘托和指陳歷史時勢，寄寓個人的歷史思想。如仁宗慶曆四年五月，宋、夏雙方議和之際，書載韓琦、范仲淹於崇政殿奏對元昊請和事：
今元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害。……元昊外倚北敵，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元昊未叛時，受朝廷恩信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畜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29)
此次奏論不僅有力地烘托出議和關鍵時刻的緊張形勢，而且集中體現出以韓、范等人為代表的慶曆革新派在宋、夏關係問題上的重要見解，奏對中對西夏佯為請和，實圖休息之策的指陳，可謂切中肯綮，「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一句，尤能凸顯出有識之士對此次戰爭失利的深刻總結，而他們所提出的「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之策，以及「密為經略、再議兵屯、專於選將、急於教戰、訓練義勇、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項舉措，是思慮周密的兩全之計，李燾不惜筆墨，予以詳載，體現出他對這一邊事策略的高度重視與認可。
另如真宗景德元年之宋、遼交戰，也是全書在記述邊事問題上的重要篇章。李燾除全面交代戰事經過及雙方勝負外，對於關乎戰局態勢走向的關鍵戰役、關鍵人物，更是以詳實的篇幅予以凸顯，顯示出深邃的歷史眼光。
景德元年十一月，臨清失陷，澶州三面被圍，形勢岌岌可危，宋軍意外擊殺遼軍主將蕭撻覽，不僅力挫遼軍銳氣，亦使蕭太后進一步堅定了議和之心。對於這場扭轉戰爭局勢、促成宋遼合議的關鍵戰役，書中記曰：「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眾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御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瑰守床子弩，弩潛發，撻覽中額隕，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撻覽死。敵大挫衄，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30)篇幅雖短，卻將戰勢的陡然扭轉，宋軍的頑強抗敵，遼軍突失主帥後的驚慌失措，如實而生動地展現出來，堪稱全書在敘述戰爭場面上頗為精彩的一例。
對於澶淵之盟的歷史影響和寇準的歷史地位問題，李燾頗為關注，在詳細記載盟約達成過程及寇準言行的同時，又於注文中相繼附載陳瑩中、范仲淹等人的看法，指出：「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寇萊公豈為孤注之計哉!……寇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侮，亦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寇萊公澶州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31)在集中肯定寇準為國遠慮之忠義氣節的同時，亦飽含著對靖康亡國之痛及北宋「守內虛外」之策的深沉省思。
從宋、夏合議到澶淵之盟，從慶曆之侮到靖康之禍，對於困擾北宋的邊患問題，李燾備極關注，而他在處理邊疆民族關係上的態度，從書中所收錄的眾多時人奏言中可見一斑，尤其是仁宗慶曆四年八月，他引范仲淹語曰：「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退移兵馬，減省糧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如欲與敵人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32)綜觀全書，李燾對范仲淹之立身行事頗為欣賞，范氏這段評論宋、夏關係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李燾民族思想的集中體現，概而言之，就是既要重視邊防，不盲目妥協，又不濫施兵革，不勞民以煩。而這一看法與司馬遷所推崇「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33)的策略，杜佑所倡導「來則御之，去則備之」(34)的方針，前後相承，代表了古代進步史家在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上的冷靜思考和理性認識。
其二，關於吏治。唐代韓琬有言：「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35)吏治問題是關乎王朝盛衰的大事。北宋官僚隊伍極為龐大，庸濫之官充斥其中，如同蠹蟲一樣腐蝕國家肌體，雖然有識之士積極諫言救弊，慶曆新政、熙寧變法亦均將整飭吏治、裁撤冗員視為頭等大事，然積重難返，終未解決。對此，李燾極為關注，不僅詳載各時期官吏之遷升黜置情況，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節錄大臣奏論，相繼表達出他對整頓吏治之重要性、具體措施及失敗原因的看法。
在他看來，北宋積貧積弱，「公私困急」局面的形成，與「官吏冗濫」問題直接相關。(36)而「選舉之路未精，補蔭之門太廣，恩倖之路未塞，因緣之弊未除」(37)則是造成這一嚴重問題的具體原因所在。仁宗至和二年(1055)九月，其引歐陽修奏論曰：
唐制明經、進士及第，每歲不得過五十人，今三四年間，放四五百人。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者又四五百人。……荒唐淺陋被恩命者，不可勝數。諸科雖專記誦，責其義理，一所不知。加之生長田畝，不習政術，臨民治眾，能曉事者十無一二，歲亦放五百餘人。……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矜，不通古今。今文武官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監、刺史、合門使以上，歲任一子；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三歲得任一子。文武兩班可任子者，比之祖宗朝，多逾數倍。遂使綺紈子弟，充塞仕途，遭逢子孫，皆在仕宦，稚兒外姻，並沾簪笏之榮。(38)
這深刻道出了北宋前期在選拔官吏方面存在的嚴重積弊：在人員上既無明確限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39)，導致各機構嚴重超編；又不加嚴格考核，大開補蔭之門，肆啟恩幸之風，致使「不通義理」、「不習政術」者及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充塞仕途，結果「官愈多而吏愈眾，祿愈廣而事愈煩」(40)，人數愈加冗濫，效率每況愈下。
針對這一情況，他極力強調「省官節用」之重要性和迫切性。仁宗慶曆三年(1043)九月，歐陽修建言裁撤冗官，提出「民之科率十分減九」、「吏員清簡，差遣流通」、「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不過期月，民受其賜」(41)等多條去除冗官之利，對此，李燾詳為輯錄，表現出對這一建議的肯定。至於具體辦法，主要有三：一是加大考核力度，仿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考課使之舊例及祖宗朝考課院之制，強化按察使之職，「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並行澄汰」，從而達到「其惡者黜，其善者升，中才之人盡使警勵」之目的。(42)二是嚴格控制官吏人數，「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杜絕「人溢於事」現象的發生。(43)三是強調宰相既肩負薦選人才之要責，當盡心職守，無所容阿。其盡職與否，直接關乎吏治風氣的好壞：「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44)所論皆針砭時弊，切中肯綮。
至於吏治改革緣何難以見效，北宋諫官多有論述，而李燾尤重歐陽修之看法：「入仕之門雜，補進之路多，士大夫皆以為患，而言者不為少，事未宣行而物論交興者，何也?蓋僥倖厚者未嘗裁損，恩澤薄者先議減除。……大凡立法自貴者始，則人無怨心。請先自嬪御、宗室及兩府大臣，以至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及內臣之家，一切裁減之，十年當見成效。尚循舊貫，不圖改為，而慾望起治道、清仕途，不可得已。」(45)宗室貴族、權貴大臣不為表率，整個吏治改革自然難以收到實效。李燾借歐陽修之言道出對北宋吏治改革無功而返之癥結所在的同時，亦飽含著對南宋吏治問題的憂思。
其三，關於河患。治河素來是關乎古代王朝國計民生的大事，北宋時期，黃河先後四次遷徙改道，河決河溢情況屢有發生，進一步加劇了北宋積貧積弱的社會形勢，時人即有「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46)之嘆。北宋治河之爭從未歇止，且與激烈的黨爭相終始。對此國患，李燾同樣予以密切關注，在如實記載各朝河患情況的同時，亦詳為輯錄大臣有關治河之論，表現出深沉的憂患意識。
北宋河患的加劇，除長期以來因河沙淤積而引發決口等自然原因外，亦與北宋君臣無視自然規律、強行「回河」等人為因素直接相關，而後者恰是李燾重點關注和探討的問題。與前代相比，北宋黃河下游已普遍升高，河水改道北流已成必然之勢。仁宗景佑元年(1034)橫隴河的出現，慶曆八年(1048)澶州商胡埽決口，均是明顯例證。嘉祐五年(1060)，更是出現前所未見的東流與北流並存的二股河。面對此種情形，不少大臣不僅視若無睹，而且出於保證汴河漕運和抵禦契丹的考慮，提出堵塞北流、強行東流的「回河」之策，結果事與願違，河患愈加泛濫。如嘉祐元年(1056)四月，李仲昌等強行堵塞商胡北流，導水入六塔河，導致「隘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47)。對於此類人為原因所釀慘劇，李燾不僅於書中有集中記載，而且巧妙地藉助時人奏論表現出個人見解。
如仁宗至和二年九月，他引歐陽修語曰：「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漸壅，乃決上流之低下處，此其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48)哲宗元祐四年(1089)正月，他又引范百祿、趙君錫等人奏論曰：「治水之道無他，惟在順其就下之性而已。……高高下下，乃天地之性，若高者強之使下，下者強之使高，則是逆天地之性。逆天地之性，則必害天地之生民，蠹天下之生物。自古以來，未有如此而能成功立事、興利除害者也。」(49)值得注意的是，真宗以後，河爭之論，不絕於朝，「回河」一派甚至一度佔據主動，得到皇帝支持，然李燾對各種強調回復京東故道之利的長篇大論晦而從略，對於歐陽修、范百祿、蘇轍等反對派的建言卻詳為載錄，其態度已顯而易見，概而言之，就是尊重自然規律，順水之性，引水就下，因勢利導，以生靈為念。為此，他極力反對動輒大興苦役、開河鑿渠之舉，認為不僅於事無補，且「困國勞人」(50)，有「財困力敝」(51)之憂。惟有「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以無決溢散漫之虞」(52)。這一認識，即便現在看來，猶不過時。
除上述所論三個方面外，李燾對北宋財政、練兵、民怨、修史諸問題亦有集中記載，他一生究心史學，並不僅僅滿足於纂成一代信史，而更冀望梳理出一代興衰治亂之跡，為當世取鑒，而這也是全書之重要思想價值所在。
四、歷史敘事特色
中國古代史學素有重視歷史敘事手法，講求文採的傳統。《左傳》以善寫戰爭、外交場面，注重刻畫人物風貌，烘托歷史場景著稱，「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53)，是為簡潔含蓄之美。司馬遷著《史記》，於先秦史事不僅以《左傳》為主要史料來源，在文風上亦吸收左氏敘事特點而有所發展，筆勢縱放而收放自如，文直事核而頗具奇氣，被譽為「史家之絕唱」，是為靈動之美。此後，班固之《漢書》、陳壽之《三國志》、范曄之《後漢書》、沈約之《宋書》等，均不乏文采生動的精彩篇章。及至唐宋時期，隨著著史體例和方法的漸趨成熟，史家愈加重視歷史敘事之重要性，將其視作關乎史書能否傳信久遠的關鍵因素之一，從而在理論方面得出了不少重要認識。劉知幾首次將歷史敘事作為史書審美的關鍵一環提了出來，認為：「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54)宋人吳縝亦將文采與事實、褒貶一同視作「為史之要」，強調「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55)。以兩宋史學而言，司馬光之《資治通鑒》可謂這一時期以文采見長的上乘佳作，而《長編》作為踵繼《通鑒》之作，在歷史敘事方面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書中無論是對重要史事的敘述，還是對重大歷史場景的烘托，還是對歷史人物形貌和心態的刻畫，均能娓娓道來，顯得從容、緊湊，耐人尋味。
如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五月「吳越納土」事，作為北宋初年的軍政大事，也是宋太宗剪滅各地割據政權、鞏固中央集權的一個縮影，李燾用凝練的文筆，生動地道出了整個事件的始末：
初，吳越王俶將入朝，盡輦其府實而行，分為五十進，犀象、錦綵、金銀、珠貝、茶緜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鉅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上留俶不遣。凡三十餘進，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乃籍其國兵甲獻之。是日，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寢書詔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為，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獨與仁冀決策，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俶退朝，將吏僚屬始知之，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一萬五千三十六。(56)
此段文字雖短，卻甚為精彩，在詳細刻畫各個歷史人物神色、心境的同時，自然地烘托出北宋國威顯赫、各地割據政權紛紛納土稱臣的歷史形勢。吳越王錢俶謹小慎微、曲意迎逢、心急如焚，盧多遜深謀足智，宋太宗堅定自若，崔仁冀臨危不亂，均表現得細緻而傳神，尤其是文末對北宋和吳越君臣之截然不同心境的強烈比照，尤具渲染力。
另如真宗景德元年宋遼交戰事，對於澶淵之盟促成之經過，尤其是宋真宗於兩軍酣戰之際在親征前線一事上左右搖擺、遲疑不定之心緒的描述，可謂細緻入微。起初，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知政事王欽若、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以遼軍深入為由相阻撓，分別奏上請幸江陵、成都，宋真宗猶豫難決，問寇準。時王、陳二人在旁，寇準佯為不知，怒斥籌劃合議之策者當斬，力勸宋真宗車駕親征，勿可「委棄宗社，遠之楚、蜀」，「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准。」(57)十一月，遼軍深入南下，逼近澶州，眾臣復提暫幸金陵之議，行宮內人亦勸上速還京師，「上意稍惑」。寇準力排眾議，堅稱：「惟可進尺，不可退寸」，「上意未決」(58)。寇準復聯合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再次入對，共陳形勢之危急，侍御在側的王應昌亦相附和，宋真宗始決意北上。對於宋真宗的「回心轉意」，書中記載尤為詳實、生動：
准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門屏間，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效死。准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敵不難破。准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趨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勢益張。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寇當自退矣。上意遂決。(59)
及至澶州南城，宋真宗「以驛舍為行宮，將止焉」。寇準、高瓊相繼「固請幸北城」，「麾衛士進輦」。「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撾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旂，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敵相視益怖駭。」這幾段記載可以說是全書中頗為精彩的細節描寫，從「上乃止」，到「上意稍惑」，到「上意遂決」，到「將止焉」，到「駐車未進」，再到「乃命進輦」，十分細緻地展現出宋真宗在親征一事上複雜的心理鬥爭，進而映襯出他優柔寡斷、怯懦多疑的性格特點，而其他人物之形貌、節行，如寇準之沉著冷靜、深謀遠慮，高瓊之勇武剛毅、忠貞果敢，王、陳二人之膽小怕事、一味求和，亦一一凸顯，形成了頗為鮮明的對照。宋遼議和之際緊張而敏感的歷史形勢，戰、和兩方博弈對較的歷史場景，亦隨之清晰而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再如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親征北漢，結束五代十國分裂局面一事，書中亦以洗鍊的史筆交待攻討太原這一關鍵戰事的主要經過：「夜漏未盡，上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荊嗣率眾先登，手刃數賊，足貫雙箭，手中礮，碎齒二，上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銀帶。……上每躬擐甲胄，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諸軍聞之，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乘輿前，蹲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麾眾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峰以病卧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論之，北漢主乃降。」(60)此段文字堪稱全書在敘述戰爭場景又一出彩之處，宋太宗鎮定自若、指揮有素，北宋將士奮勇爭先、捨身忘死，雙方攻守激戰，北漢亡國情狀，均有條不紊地展現出來，讀來有身臨其境之感。
上述所舉數例，乃全書歷史敘事特點的幾個縮影，集中展現出李燾在這方面的匠心。重視文字表述，強調歷史敘事之美，不僅是李燾，也是兩宋史家共同的史學旨趣，他們的著作不約而同地呈現出一種似能再現歷史般的真實感和厚重感。楊萬里稱讀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61)梁啟超稱讚司馬光文筆「飛動」，所撰《通鑒》「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動，便字字都活躍紙上……百讀不厭」(62)。可謂集中道出了宋代史家在歷史敘事上的突出成就，而這些評價，若放置李燾身上，也是不為過的。
綜上可以看出，《長編》確為一部匠心獨運的史學巨著，在中國古代編年體撰述的沿革過程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對此，比李燾年代稍晚的南宋理學家葉適將其視為在撰述思想上最能師法孔子、踵繼《春秋》之作，理由是：
自史法壞，譜牒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鑒》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跡，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鑒》為然爾。(63)
葉適此論，不免有揚燾抑光之疑，但對體察《長編》之編纂特色和歷史地位不無啟發。與《通鑒》相比，其乘時記載當代史事，寓論於史，褒貶自現，確實更近於《春秋》。而且李燾嘗言：「某既不自料，故追光作，將以昭明祖宗之盛德大業，使眾說咸會於一，不敢鑿空架虛，螢惑視聽，固當事事謹其月日，如古《春秋》，乃可傳信。」(64)明言以繼《春秋》為己任。以此來看，《長編》當可視為在著述旨趣上遠紹《春秋》、在內容與方法上近承《通鑒》之作。而且，就編纂體例而言，其記言勝於《通鑒》，記人則較《要錄》更為突出，稱其為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內容最為詳實、體例最為靈活的私修編年體史著，是恰如其分的。而李燾不直言《續通鑒》，但謂《長編》，確有謙抑之意。
注釋：
①(宋)葉適：《水心文集》卷12《巽岩集序》，中華書局，1961年，第210頁。
②(清)紀昀、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47《史部·編年類·續資治通鑒長編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第424頁。
③(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45《書李氏〈續通鑒長編〉後》，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
④有關論著主要有方壯猷：《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年譜》，《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劉復生：《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的編纂》，《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3期；顧吉辰、俞如云：《〈續資治通鑒長編〉版本沿革及其史料價值》，《西北師院學報》1983年第3期；張孟倫：《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略》，中華書局，1985年；蔡崇榜：《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史學研究淺見》，《史學史研究》1986年第2期；徐規：《〈續資治通鑒長編〉評介》，見《中國史學名著評介》第2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燕永成：《今七朝本〈續資治通鑒長編〉探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5期等。
⑤(宋)周必大：《文忠集》卷66《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神道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⑥(宋)樓錀：《攻媿集》卷94《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
⑦(宋)李燾：《進〈長編〉奏狀》，(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⑧(宋)李燾：《百官公卿表》序，(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02《經籍考二十九》。
⑨(宋)周必大：《文忠集》卷66《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神道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⑩(宋)李燾：《進〈長編〉奏狀(淳熙九年)》，(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1)(元)脫脫等：《宋史》卷388《李燾傳》。
(12)(宋)李燾：《進〈長編〉奏狀(隆興元年)》，(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3)(宋)李燾：《進〈長編〉奏狀(淳熙元年)》，(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4)(清)孫原湘：《天真閣集》卷43《李氏〈續通鑒長編〉跋》，《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5)《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九《請求重行刊修徽宗實錄札子》，中華書局，1957年。
(16)(元)脫脫等：《宋史》卷388《李燾傳》。
(17)(宋)李燾：《漢紀》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8)《漢書》卷49《晁錯傳》。
(1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4，中華書局，2004年，第2419頁。
(2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50，中華書局，2004年，第3637頁。
(21)(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中華書局，1956年。
(22)(元)脫脫等：《宋史》卷389《袁樞傳》。
(23)(唐)黃埔湜：《編年紀傳論》，(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742，中華書局，1966年。
(2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9，中華書局，2004年，第831～832頁。
(25)(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6，中華書局，2004年，第1243頁。
(2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6，中華書局，2004年，第1243頁。
(2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6，中華書局，2004年，第1244頁。
(28)《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2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9，中華書局，2004年，第3597～3598頁。
(3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86～1287頁。
(3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98～1299頁。
(3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51，中華書局，2004年，第3692頁。
(33)《史記》卷25《律書第三》。
(34)(唐)杜佑：《通典》卷185《〈邊防〉序》，中華書局，1988年，第4980頁。
(35)(唐)杜佑：《通典》卷40《職官二十二》，中華書局，1988年，第1106～1107頁。
(3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中華書局，2004年，第3464頁。
(3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5頁。
(3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5頁。
(3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15，中華書局，2004年，第10082頁。
(4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15，中華書局，2004年，第10082頁。
(4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中華書局，2004年，第3465～3466頁。
(4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中華書局，2004年，第3464頁。
(4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44，中華書局，2004年，第10697～10698頁。
(4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63，中華書局，2004年，第3937頁。
(45)(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6頁。
(46)(元)脫脫等：《宋史》卷93《河渠志·黃河下》。
(4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2，中華書局，2004年，第4400頁。
(4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1～4372頁。
(4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21，中華書局，2004年，第10196～10197頁。
(5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3頁。
(5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21，中華書局，2004年，第10196頁。
(5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4頁。
(53)(唐)劉知幾：《史通》卷6《敘事》，(清)浦起龍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54)(唐)劉知幾：《史通》卷6《敘事》，(清)浦起龍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55)(宋)吳縝：《〈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
(5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9，中華書局，2004年，第427頁。
(5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7，中華書局，2004年，第1267頁。
(5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84～1285頁。
(5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85頁。
(6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中華書局，2004年，第449～451頁。
(61)(宋)楊萬里：《〈通鑒紀事本末〉序》，(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55年。
(6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見《飲冰室合集》第12冊，中華書局，1989年，第27頁。
(63)(宋)葉適：《水心文集》卷12《巽岩集序》，中華書局，1961年，第210頁。
(64)(宋)李燾：《〈百官公卿表〉序》，(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02《經籍考二十九》。
原載：《中國高校社會科學》